梁鼎芬养病的玉泉山,是杭州玉泉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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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史上,梁鼎芬故事特多。平居由于事情的干系,时常会打仗到他的墨迹,每天上班都要途经他的故宅,榨粉街街口。榨粉街,即梁鼎芬在辛亥革新发作后抚慰广州公众的大字报里说的,“我家住在榨粉街人所共知,我家老小不搬一人,字画不搬一纸”。对如许一名“近在当前”的汗青人物,吴天任的《梁鼎芬年谱》一印绶,天然第一光阴就动手一部。

 

《梁鼎芬年谱》,吴天任著,广东国民印绶社2018年印绶

 

说是“一印绶”,实在这部原名为《梁节庵先生年谱》的书,台湾艺文馆第一版于1979年,而年谱作者吴天任,亦已于1992年在香港逝世。此次的《梁鼎芬年谱》彻底照第一版影印,而且纠正了台版的误植之处。

 

 

读年谱,我觉得跟做消息颇似,都要眷注光阴、地址、人物、事务。梁鼎芬是在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十一月引疾解职的,时任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平生行事,用当今的话说,颇有演出型品德,但他此次解职,根据其时人的纪录,确凿有病,中风后大夫都忧虑他会半身不遂。年谱说他于次年(戊申,1908)的四月,“与李子申同至杭州,游玉泉山,二十四日子申先归,先生有诗送之,自是养疴遁世玉泉山,欲建立玉泉山书藏,吴子修(庆坻)同年允助之。所居精舍有大牡丹一株,庵主云春间着花一百七十余朵,惜已过矣,明春重来,必见此花。又尝于黄昏与僧出游至山深处,闻虎声而返”(《梁鼎芬年谱》,广东国民印绶社2018年版,页247)。吴氏凭据的是余绍宋辑、卢弼刻《节庵先生遗诗》里的这几首:《戊申四月初宿玉泉山寺同子申作》《子申同游玉泉山先归口占送之》《题邵位西先生遗诗》,及叶恭绰辑《节庵先生遗诗续编》里的《为关伯衡题陈白沙先生诗卷二十首》中的“犹忆玉泉山寺路”诗注。

 

梁鼎芬暮年归省广东省墓照,初次面世

 

梁鼎芬泰半生露宿风餐,在杭州养病会友也不是没大概。近来有时机看到梁鼎芬门生杨敬安(原名其观,字子远)的一批旧藏,内部很多梁鼎芬的作品和文献质料,杨氏编有《节庵先生遗稿》《节庵先生賸稿》两种,都是梁鼎芬的第一手材料,他所刊用的梁鼎芬照片、《辛丑西安行在奏对请废大阿哥手稿》、写给宣统的两鸣谢恩奏折等原件,此次也都见到。此中有一件拓片很值得钻研,其题目所指,恰是梁鼎芬养病地址。

 

 

梁鼎芬写给宣统的谢恩奏折

梁鼎芬《辛丑西安行在奏对请废大阿哥手稿》,曾刊于《节庵先生遗稿》

 

 

这件拓片铭文:“隋大业十一年龄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当阳县治下李慧达制作镬一口用铁今秤三千斤永充玉泉道场扶养。”拓片尺寸二十八点五厘米乘一百五十二厘米,已裱,裱边有梁鼎芬的三段题跋:

 

余于戊申四月游此山,蒲月十九日见双鹿山中,八十老衲未见未闻也,因筑见鹿亭记之。鹿翁。(钤印:藏山)

 

湖北金之一,搨本甚稀。敷。(钤印:鹿翁)

 

子远藏,藏山赠。(钤印:芬。此记题于拓片非常左边)

 

 

按,此拓片为隋大业年间玉泉寺铁镬拓本,系湖北闻名的金石什物,现仍存于湖北当阳玉泉寺内,是“迄今所见形体非常大、年月非常先的庙宇用铁镬”(白云翔,《隋唐期间铁器与铁器产业的考古学叙述》)。又因镬上铭文有“用铁今秤三千斤”,是当前隋代衡计的唯独什物材料,连续受到学界的正视。但是范例拓片,我想到的是,玉泉山是何处的玉泉山?很鲜明梁鼎芬这里的题记与吴谱所记,产生了统一光阴、差别地址的抵触。由于这件拓片的发掘,必需要搞清晰梁鼎芬在戊申这一年是在杭州的玉泉山照旧湖北当阳的玉泉山养病。

 

梁鼎芬题《隋大业十一年玉泉寺铁镬拓本》,后赠与门生杨敬安

 

梁鼎芬暮年曾将大批藏书救济给都门广东私塾藏书楼,他为这批赠誊写了《救济广东私塾书藏藏布告》(载《节庵先生遗稿》,吴谱亦转载,系于宣统二年庚戌),此中有一名名“照寰”的门生所捐书,梁鼎芬有如下数语题跋:

 

 

(照寰)戊申回鄂,闻余养病玉泉山中,急往问,而余已来武昌,不得见……

 

以其语气而论,更像是在湖北当阳的玉泉山,而不是更远的浙江杭州玉泉山。

 

除了梁鼎芬的“自证”,还能够略作补证的,一是其子梁思孝的列传,据《中间文史钻研馆馆员传略》(中间文史钻研馆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页104)载:“(梁思孝)喜藏书,父子前后曾将古籍六百馀箱救济广东藏书楼、镇江之焦山、当阳之玉泉山,未取分文。”二是据当阳处所印绶的《赵春珊文史著述集》(1993年,当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印绶刊行)载,“辛亥革新时,湖北臬台梁鼎芬携名版本线装书数千卷避居当阳城,与玉泉寺住持游,住持为之建一个‘见鹿亭’。民国二年,我曾见过。不久他赴北京为宣统先生。亭已倒垮”。赵氏所记光阴虽过失,但“见鹿亭”的故事,却是和梁鼎芬的题记互为印证的。

 

梁鼎芬52岁与其子梁思孝合影。1962年杨敬安编纂《节庵先生遗稿》,初次刊发此照,此为照片刊发时的编纂样。

 

梁思孝的列传。据《中间文史钻研馆馆员传略》(中间文史钻研馆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页104)

 

藏这张拓片的杨敬安,系梁鼎芬在两湖私塾时的门生,杨读的是方言私塾,学的法语。宣统元年(己酉,1909)毕业,他受其时广东大私塾监视吴道镕太史之聘,传授法语。到1918年六月初六是梁鼎芬的六十大寿,朋侪纷繁为之撰联为寿,后来杨敬安编纂《节庵先生賸稿》,附录一卷就是《六十寿联一百一十六对》,收录了吴道镕写的寿联:“宿世似乎归猿洞,雅事听说见鹿亭。”按,梁鼎芬之父曾在广东乐昌县就事,梁鼎芬随在职所,一日父亲带他到峡山寺谒佛,“入门,忽失地址,遍觅之,乃得之于涧边,虽曲径重闼如夙经。自后先生语人,谓己身为峡山老猿托生……”(吴谱系于同治元年,时梁鼎芬四岁)这是寿联上联的故事,下联则是在玉泉山见鹿一事。对梁鼎芬这位百多年前的“举动艺术家”而言,他平生中的这两起“灵异事务”,想必喧传于世,撒布甚广,吴道镕的寿联,自有公论底子的。

 

 

除了这张拓片上钤盖的“鹿翁”以外,杨敬安同批珍藏中,尚有一件诗轴,行书“乞病纪恩诗”,这是梁鼎芬光绪三十三年解职时写的一首名诗(“多病光阴负罪身,天恩今许作闲人”),这首诗他曾屡次誊写,这件作品上则钤盖了“见鹿亭长”白文方印,算是他与当阳玉泉山的又一见证——就以上数种质料,似已足证梁鼎芬养病是在湖北当阳的玉泉山,而非杭州的玉泉山。就鄙人论断之时,偶翻客岁印绶的《曹元弼友朋书函》(崔燕南整顿,上海国民印绶社2018年版),却发掘了“实锤”,马贞榆(季立)致曹元弼四十通讯札,其第九通云:

 

梁节庵夏间住在当阳玉泉山,在山中得见两鹿(山僧言在山数十年,未得见此),因在山中建一亭,名曰“见鹿亭”,自号鹿翁。六月初还武昌,神情极旺。自言在山中淡食,逐日未明即起,逐日读史乘盈寸,此回所得甚多,罢官真是乐事也。八月间到南京,住焦山月馀,将由沪返粤。九月末为其三弟媳之丧,遄返武昌,现拟出殡后即返粤矣……贞榆泥首。戊申十月十四。

 

 

梁鼎芬诗扇,钤有“见鹿亭长”图章

 

《曹元弼友朋书函》,上海国民印绶社2018年版

 
马贞榆这段信,不但将梁鼎芬养病之地址地、见鹿亭掌故都清晰无误地交待了,更表露梁鼎芬在解职养病这一年中的其余行踪,与吴谱恰好符合。《曹元弼友朋书函》还收录了梁鼎芬致曹元弼的一百二十七历本函,足可补年谱甚多,如梁鼎芬在梁格庄任种树大臣时,亦有多通讯札谈及。吴谱书前所用的梁鼎芬简牍四通图片,都是梁氏写给马贞榆的,而珍藏了先生大批作品、文献的杨敬安,暮年遁世于澳门,与编纂《节庵先生遗诗补辑》的汪宗衍有往来,汪又是死力煽动吴天任写梁节庵年谱的非常大推手……诸多质料,看似垂手可得,却“缘悭一壁”,更况且一旦深藏密锁,面世又不知什么时候。年谱的挂一漏万,也在于此。看吴谱中眷注昔时香港《大人》杂志、《明报月刊》、香港《大公报》及《大公报》所出之编录《艺林丛录》,都可看出吴氏搜讨材料之勤。“杭州玉泉山”之误,无非大醇小疵罢了。

 

 

 

吴天任1976年为《梁节庵先生年谱》所写的“序例”里发了一通研究:

 

迄于清廷覆亡,其余遗老,多数清闲津沪,享其寓公生存,而先生则不惮风雪,驱驰关外,为守陵种树大臣,非常后为逊帝师,丁巳复辟,强起周旋,虽授官名单竟未与列,而事急既托日友劝止段军飞机入宫投弹,过后又劝甲士勿扰皇室,到处以帝室为重。全心全意,死然后已,黄晦闻诗所谓“世有君臣始见君”。呜呼!先生诚无愧于其言矣。

 

可谓大处着眼,深具史家卓见。恰是在这种分解下,让人眷注梁鼎芬的,不是津津有味于他那些“梁疯子”的掌故,而是在激变期间里的“文明守旧主义者”的一壁。